区块链:做贡献就拿“信用货币”,杭州一乡镇探索区块链农村治理新路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原题《萧山戴村镇运用数字技术探索基层共治共享新路,当“区块链”走入乡村》

作者:肖淙文张留

春风一吹,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的云石群山上,千亩野生映山红竞相开放,漫山遍野的红霞如同大山的恩赐,让这里获得不少城市客的青睐。

一场以“映山红”为名的乡村治理实验,让戴村镇村民热情高涨,也让乡村面貌为之一变。与以往的自治探索最不同的,是这里引入了区块链理念和技术。区块链是一种技术,但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是它非常重要的实践领域。关键是,村民买账吗?乡村有变化吗?

戴村的探索,或将开辟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

激发村民参与意识?乡村诚信体系亟须重建

每年三四月份,沿戴村镇西部山林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一路攀登,青山绿树间,能看到大片野生映山红掩映其中。映山红生长缓慢,长成一人多高的野生植株,起码要50年,山下村民格外珍惜这红火的好兆头。

然而近年来,不少村民发现映山红的数量少了,盗挖后的土坑如同破开的伤口,心疼极了的村民三三两两主动上山巡查。去年,几位村干部带头发起保护映山红行动,更多村民加入“云石群山映山红守护队”,作为志愿者轮流巡山。

在不少戴村镇干部眼中,这次行动更像是一次让人欣喜的意外,因其中的“自发”“志愿”等元素在日常治理中极少见到。“村民对于村庄事务不参与、不配合、不好‘惹’才是常态。”行走在田间地头,镇党委书记俞国燕体会颇深,村情村务一涉及自家利益,村民就多不买账。村庄日常的治理和建设,实施时往往是基层干部剃头挑子一头热。

nd4.eth将BAYC等多个NFT销毁:8月9日消息,链上信息显示,继将2500枚ETH转入黑洞地址销毁后,nd4.eth今日再次将其BAYC、MAYC、BAKC系列NFT转入黑洞地址销毁。[2023/8/9 21:34:59]

俞国燕曾在方溪村的一次环境卫生考察中遭遇尴尬。村民房屋附近堆放着常年不用的建筑材料、盆盆罐罐,眼看垃圾已堆到马路上,社工上门清扫时却屡遭白眼。有人放狗咬人:“村里打扫干净是你政府该做的,但我家门口的东西不能乱动。”还有村妇质疑社工:“既然村里出钱雇人,我家门口的狗屎你怎么没及时扫?”每家每户都自扫门前雪,让不少村干部感到寒心。

对一朵映山红愿意倾注心血,对其他村务为啥总是“冷眼旁观”?走访中不少村民说得实在:

参与村里活动很多时候“没好处”,不如埋头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村规民约虽然倡导,却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则,大多时候靠“人情”和“面子”;

自己花了很多力气,村干部未必都“看在眼里”……

“乡村振兴中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是怎么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在调研戴村镇时说。戴村镇也逐渐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很多乡镇开展自治时普遍遇到的难题:农村诚信体系薄弱、治理主体模糊、治理体系不完善,亟须重建乡村诚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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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村民们的意见,新体系必须能科学评价每一位村民的付出和贡献,可记录每一次参与行为,并依靠这些公开透明的数据为村民提供相应的激励。有着计算机和管理学背景的戴村镇镇长金聪发现,这些需求与眼下正火的“区块链”概念十分契合。

“区块链的核心理念是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或许可为我们所用。”将区块链和村庄治理结合的念头在金聪心中发酵:每个村民都是自适应的个性主体,通过日常行为数据的采集可给村民画像,村民通过贡献获取的积分记录,借助区块链技术可实现透明不可篡改。他给这一相对公平透明、便于执行的新体系起名为“映山红计划”。

这个听起来异想天开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陈刚的认可。“区块链是一种技术,但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社会治理是它非常重要的实践领域。”在浙大的支持下,2019年7月,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和戴村镇合作,联合研发了“映山红乡村治理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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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百姓就像一朵映山红,普普通通、毫不起眼,但是开满整座山头时,便能形成震撼人心之美。这股聚集起的民间力量不正是善治乡村所需要的吗?让村民回归自治主体的“映山红计划”开始在戴村镇扎根。

专属二维码进菜地 互相监督促进争取积分

看似“高大上”的区块链如何落地?金聪的设想一出,不少村社干部听完一头雾水。有人觉得是“搞噱头”的空中楼阁,还有的有畏难情绪,唯独大石盖村的村书记孙国柱跃跃欲试。

和许多村庄一样,大石盖村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缺乏特色产业。“要让百姓得实惠,就要从产业振兴入手,种地、养鸡农民拿手,其他村镇也容易效仿。”镇里决定,就把“种菜”作为“映山红计划”的重要一环,在大石盖村试点。

“区块链”种进菜地,一场“土地革命”在大石盖村拉开序幕。通过整理违章辅房和自留地,200亩分散在房前屋后的菜地由村里统一架设了灌溉系统,参与项目的村民可按人头免费认领一块。为了种出“老百姓自己吃的标准”,这里每季种什么菜由平台统一规划,施肥打药也要经过农技师现场查看,最后每户出产的菜由村里统一制作成净菜出售,这些流程都被记录在“区块链”后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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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岁的村民孙仁金,试种了家门口的4分地,地头的标牌印着他的姓名和专属二维码。“扫一扫就是我家菜地的信息,别人还能给我的菜地评分。”孙仁金已经习惯每天散步时绕村一周,为其他人的菜地打上1星到5星的评价,村里管这叫“种好自己的菜,管好别人的闲事。”“管闲事”的过程说来也简单,孙仁金向我们展示,通过微信里的“映山红”小程序,点击“我要评分”可为他人的菜地、美丽庭院等进行实名制评价赚取积分;通过“我要发起”,还可自己组织公益活动赢积分。

这些设计正是激励村民持续参与项目的动力。蔬菜出产时,先卖谁的菜,后卖谁的菜,都要根据积分“排队”,平时参与村务积极的村民便有了优先售卖的优势。为此,孙仁金起早贪黑,干得卖力,他种的菜水嫩嫩,完全符合收购标准,又因为爱“管闲事”,经常为他人监督评分而排名靠前。通过村里统一收购,去年他获得了4万元额外收入。“书记说我积分高,明年这块地还让我免费种。”孙仁金喜滋滋。

数据:ETH平均区块大小达3个月高点:5月27日消息,据Glassnode数据显示,ETH平均区块大小达3个月高点,七日均值为101,064.657。[2022/5/27 3:45:36]

激励不止于此,优先售卖各种农产品、村里项目优先用工、优先租赁民居、优先享受公共服务……都先后被纳入“映山红计划”中。从未听过何为“区块链”的孙仁金,无形中变成了这条乡村治理“区块链”中的一个节点,每一次参与都变成了不可篡改的积分,记录下他对村庄的贡献。

而与传统的积分激励相比,区块链技术的助力也使贡献量的统计更具准确性和科学性。

今年疫情期间,大石盖村村干部在平台上发起了“招募志愿者”活动。短短5分钟便集结了一支15人的队伍,他们在村子入口处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并走村入户排查。后期志愿队伍拓展到200人,分布于6个入村口轮流值班。

“虽然参与的志愿者都能获得积分,但每人的分数不一定相同。”平台的技术负责人姚畅说,志愿者的最终积分至少要经过四五道程序的“校准”:先根据每人签到、签出的工作时长给出基础分,再加上卡口负责人监督打分、镇政府抽查打分,过卡口的村民也可对卡口执勤情况进行评价。整个执勤过程中,任何人发现志愿者违规或渎职都可实名举报扣分。在这样的赋分模型下,众多数据汇总至区块链分析平台,最终形成了每个志愿者的画像。

试行几个月,大石盖村村民逐渐开始认可“我对村庄的贡献决定了我的收获”的理念。在自家积分高了“有面子”、优先享服务“得实惠”的良性竞争下,每家每户几乎都在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中间接参与了村庄治理。

映山红变成满山红 “信用货币”精准认定流通

今年春节前夕,戴村镇在大石盖村举办了首届“映山红”年俗节,孙国柱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了村庄的变化。

通知发出去不到半小时,曾经对村集体活动“不屑一顾”的村民一户喊一户,凑齐了百名志愿者,活动当天待客的土特产都是他们免费供应。80岁的老翁带来自己腌制的农家咸菜,各家的巧手媳妇一人贡献一袋米面做起麻糍和麻团……藏了许久的美丽菜园首次亮相。“大姐,我们这蔬菜新鲜不打药,你带回去给家里尝尝。”以前动了自家门口一块碎砖都要起争执的村民,一下“大方”起来,纷纷邀请游客免费采摘新鲜蔬菜。“没啥舍不得,就是要让城里人记住我们‘映山红’的品牌。”

杭州城市品牌促进会会长杨星对戴村镇的蜕变并不意外。在她看来,乡村治理面临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乡村经济重构带来的。千百年来,农民靠山吃山,凭借土地产出就可以获得经济回报。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种生产模式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映山红计划’开始考虑如何将公共资源结合治理导向来分配,真正触及这一问题的本质,完全可以撬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杨星说,“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保障了这一分配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放眼全国,戴村镇的尝试已不是区块链与乡村的第一次“联姻”。

在贵州清镇市凤山村,当地村民拥有自己的“身份链”,每一个人的诚信痕迹、诚信积分都和这个ID关联。通过区块链平台“凤山数屋”,村民不仅可以了解到凤山村农作物种植基地的各个要素、当下的光照条件等,还能够看到自己参与乡村治理的详细信息、诚信积分、诚信痕迹,实现了农村基层治理智能化、数字化。

和戴村镇的治理探索相似,这些尝试都在不断激发乡村中争当“村庄主人翁”的氛围,也重塑着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以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信用体系。

“区块链”下乡不止于此,它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如农民常因缺乏有效抵押物遭遇贷款难,“农村金融+区块链”的应用将有助于形成新的信用抵押机制;将农业保险与区块链相结合,一旦监测到农业自然灾害发生,即可自动启动赔付流程,并减少保事件发生……

如今,在大石盖村除了最初的种菜项目,领养“跑步鸡”、美丽庭院评选、疫情防控等都被搬上了“映山红”平台。“‘映山红计划’充分形成了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科技支撑的自治格局。”邓国胜认为,“映山红”借助科技力量的尝试正是乡村自治的一种新思路,随着越来越多乡村项目的数字化,这一平台也在“成长”。

“像卡口执勤这样的赋分模型积累得越多,平台对参与村务贡献值的认定就越精准。”姚畅举例,参加一次卫生打扫和冒着生命危险参与疫情防控,两者对村庄的贡献值理当不同。未来,人为的贡献值判断,将更多被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技术判断取代。每一分的价值如同“信用货币”,在乡村中的认定和流通将更精准。最终,在这个数字化的村庄中,将确立新的信用体系。

将村庄还给村民,让政府更多回归监督者、服务者的角色。眼下,“映山红计划”正在逐步向全镇推广。

戴村镇期待着,映山红再次绽放时,民间的“映山红”也能开出满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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