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发表于2008年10月30日的论文《比特币：一个点到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中，最后一页给出了总共八篇参考文献。其中第一篇参考文献，就是密码朋克成员之一戴维撰写于1998年的文章《b-money》。
在戴维文章的开头，他提到了密码朋克的发起人之一TimothyMay。戴维开篇第一句就写：“我对TimMay所说的加密无政府很着迷。”
戴维所说的TimMay就是TimothyMay，那个在1992年的加州湾区和EricHughes以及JohnGilmore共同发起成立密码学研究小组的三人之一。在第一次聚会上，密码朋克这个单词诞生了，取了密码学和赛博朋克的词根拼合而成。
戴维继续写道：“与传统上与‘无政府状态’一词相关联的社区不同，在加密无政府状态中，政府不会被暂时摧毁，而是被永久禁止和永久不必要。”
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当局就加密资产交易草案接受公众意见征询:2月4日消息，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当局正在就该国数字资产交易框架的修改草案开始公众咨询，民众和相关参与方可以在2月25日前提出反馈。批准的提案将被添加到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 AIFC 数字资产交易概念的修订草案中，其中包括防止市场滥用、限制结算风险和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机制。
该立法还计划为加密货币矿工和交易所建立许可制度，以取代现有的注册制度。[2023/2/4 11:47:22]
“在这个社区，暴力威胁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暴力是不可能的，而暴力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参与者无法与他们的真实姓名或实际位置联系起来。”
在文章第二段，戴维这样阐述：“直到现在还不清楚，甚至在理论上，这样一个社区如何运作。社区由参与者的合作定义，有效的合作需要交换媒介和执行合同的方式。传统上，这些服务由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提供，并且仅提供给合法实体。在本文中，我描述了一个协议，通过该协议，这些服务可以提供给无法追踪的实体，也可以由无法追踪的实体提供。”
美国SEC任命新的加密货币高级顾问:金色财经报道，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美国证交会表示CoreyFrayer将加入美国证交会主席根斯勒的高管团队，担任该机构监管加密货币的高级顾问，提供与加密货币政策制定和跨机构工作相关的建议。Frayer曾担任过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专业工作人员，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高级政策顾问。任命Frayer可能会影响根斯勒在加密货币相关政策变化方面的公开立场。（coingape）[2021/12/31 8:15:45]
接下去，戴维给出了构建一种货币协议的两种途径。
戴维的文章非常的短，仅有1300多个单词。但是，它的文章看起来应该是给予了中本聪很大的启发，否则也不会得到中本聪如此的重视，并列为第一篇参考文献。甚至在2010年7月20日的一篇回帖中，中本聪直言不讳地指出，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站在了戴维和NickSzabo的基础上而已。他写道：“比特币是1998年戴维就密码朋克提出的b-money提案和尼克·萨博的「比特金」(Bitgold)提案的实现。”
加密钱包Lumi Wallet允许用户使用Apple Pay购买加密货币:12月13日消息，非托管加密钱包Lumi Wallet宣布整合Apple Pay，允许苹果用户使用Apple Pay在该钱包中购买BTC、ETH和其他加密货币。（Trustnodes）[2020/12/13 15:02:07]
电视剧《觉醒年代》第17集中上演了陈延年、陈乔年和在法文进修馆前的路灯下相遇的一幕。当时正在路灯下读书的告诉兄弟俩，他对互助论很感兴趣，志同道合的三人结为好友。这个事件发生在赴北大图书馆打工之前，因此推断时间应该是在1918年8月到10月之间。
三人所共同感兴趣的互助论，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个流行的社会学说，由无政府共产主义创始人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发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通过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从动物到人，都普遍存在着互帮互助的天性，因而延伸到他的主张，即通过发扬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就可以改造人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人帮人的美好社会。
韩国加密货币高额投资人群集中在60岁以上:根据7日韩国金融投资者保护协会的“2017加密货币用户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加密货币投资用户的平均投资金额为6589000韩币，50岁到60岁的用户平均投资金额为6288000韩币，30岁到40岁的为3739000韩币，20岁到30岁的为2934000韩币。60岁以上加密货币投资用户的投资金额是20岁到30岁人群的2倍。并且加密货币投资金额为300万韩币以上投资者中60多以上人群站42.1%。1000万韩币以上投资者中60岁以上人群占21.1%。[2018/3/9]
克鲁泡特金认为国家和政府就是压迫人的组织和机构，因此应当予以消灭。提倡物质财富共有共享，按需分配，消灭一切压迫和斗争。
显然地，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的反对。它反对阶级斗争，不承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反对暴力的使用，对人性有着过于美好的假设，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根本无法一步到位达到按需分配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状态。
在20世纪初的水深火热中，克鲁泡特金理论的流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自我麻痹，是整个社会在痛彻骨髓时注射的一针吗啡。但是吗啡的麻醉效力终究会过去，人们终究会清醒过来，地主集团、买办集团和手握杆子的军阀才不会来和穷光蛋们互帮互助。毕竟，能用抢的，谁会公平交易、互利互惠呢？
公平和正义，从来都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市场经济，也只有在消灭了暴力抢劫的范围之内才能存在。而能够消灭暴力的，只有更强的力量。
正如性善论，只有在人性之恶被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约束之后，才会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模式。所以儒家之学，只是治世之学，而非创世之学。
中本聪没有患上充满温柔幻想的小布尔乔亚的病，他从一开始就为比特币系统设计了几乎不能被破解的基于SHA-256逆运算的PoW，约束对数字资产的抢劫和盗窃。同时，发放比特币奖励矿工，调动全世界最强大的算力集群，消耗巨大的电能，保护数字资产的安全性。今天，比特币网络每年用于“采购”算力的总开支，足以跻身世界各国军事支出排行榜的前列。
从第一天开始，他心里就很清楚，他的对手是谁，而这个对手有多么强大而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从最最开始，就小心翼翼的隐姓埋名，直到今天都无人知晓他究竟是谁。
在2011年4月，他的助手、社区志愿者GavinAndreson受CIA邀请参加科技峰会讲解比特币之前，他便已消失在茫茫赛博宇宙之中，再也没有现身。
从互助的角度看，比特币是人类发明的最高效的全球互助网络。每个人在有闲钱时储蓄到这个网络中，待未来有需要时从网络中提取此前存储的价值。显然的，钱并不是真的被存储在网络里的某个地方，而是所有加入网络中的其他人在共同支持那个需要提取价值的人。
今天我存入比特币网络中的1000元，被即时转移给了世界某个角落的某个此刻急需这1000元的人。为此，我得到了一定数量的“贡献值”来记录我对他人的这一次帮助。
若干年后，当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从比特币网络里提取1000元，那么是未来的某个人，而并不必须是我此前帮助过的那个人，转移给我这些钱，支撑了我的需要。为此，我要付出一定数量的“贡献值”作为代价。
显然的，就像互助保险网络一样，加入的人越多，加入的人的财力越强，整个比特币网络的价值越大，对每个加入者个体的支持力量也更强。因此，今天的1000元所换取的“贡献值”，在未来就仅需要付出更少的“贡献值”就能换回1000元。也就表现为，BTC的所谓“升值”。
加密点到点网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密码学算力和电磁能量的强大物质力量基础之上的一场全人类共同参与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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