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王洪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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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卵”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被写入重要报告。
试管宝宝，正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尽管已过去了三年多，想起妻子余玲当时在病床上的样子，杨麟仍然非常难受。
2019年，因为双侧输卵管积液，余玲不得已做了切除手术。当他们查看手术单时，以为只切了一侧，还在庆幸以后还有自然怀孕的希望。
半小时后，主治医生通知他们：双侧都做了切除。
杨麟记得很清楚，当医生一转身，平时爱说爱笑的余玲眼泪就流了下来，根本止不住。
夫妇俩还记得，那一天，同病房还有两个女病人，做的都是辅助生殖中的取卵手术。其中一个因为术后疼，抽泣了好一会。
所谓辅助生殖，是指通过医疗辅助手段，对人的卵子、精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的目的。
这是杨麟、余玲夫妻俩头一次近距离接触辅助生殖。此后三年多，这项技术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他们太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了。
中国人不爱生孩子了，既是近几年的焦点话题，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2021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062万，仅比上一年增加48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预计大概率进入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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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轻人，也对生孩子不太上心。比如，余玲工作的那家互联网公司，她所在的部门有二十多人，大都是90后。其中，有单身贵族，有丁克，有同性恋，但就是没一个人有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开了，哪像我这样的‘老阿姨’，还想着要孩子。”82年出生的她自嘲说。
反应在生育率上，目前国内生育率已下滑至1.69，高于日本，但低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众多发达国家。
但在很多人不爱生孩子的同时，很多人也正在想尽办法生孩子。作为受孕的医疗辅助手段，辅助生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助力。
首先是不孕不育率持续提升。
据沙利文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约有4780万对不孕夫妇，不孕不育率为16%，与发达国家相当。而根据太平洋(601099)证券测算，国内不孕不育率将从2016年的17.2%提升至2023年的20.4%。
然后是初婚初育年龄的不断提升。
2006年至2017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从23.4岁提升至27.3岁，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升至26.5岁。生育年龄的推迟、多胎政策的开放，让高育龄女性从2000年的35.2%提升至2020年的39%，并预计将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48%。
不孕不育的患者，与高育龄女性一起，成为了辅助生殖消费的主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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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给余玲做手术的医院，一家全国知名的生殖医疗中心，就一直生意火爆。
即便在疫情期间，这里仍然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者络绎不绝。而在那次出院后不久，杨麟和余玲做了决定，也在这里做试管婴儿。
在决定采用试管婴儿方案前后，杨麟和余玲了解了大量关于生育和辅助生殖的知识。
比如，女性生育的黄金年龄在35岁之前，之后卵巢功能会快速衰减。而到了38岁又是一个坎，排卵量会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这个时候，即便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也要明显低于年轻女性。
余玲结婚时已35岁，现在他们就有些后悔，当时没有直接做试管，也没有做个彻底的生殖体检，耽搁了两年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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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上来讲，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就可以判定为不孕不育，需要接受辅助生殖的技术手段。
辅助生殖手段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和配子移植，其中体外受精，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试管婴儿”，以妊娠率最高的优点，最受患者欢迎。
如上图所示，试管婴儿分为三代。据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数据显示，一代试管的临床妊娠率在50%左右，正逐渐成为主流治疗方法。
这些年来，随着大众认知水平的提高，辅助生殖也已被广泛接受。
正如曾因冻卵引发热议的徐静蕾所说：“对现在来说做试管婴儿很正常，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类科学技术拥有了双胞胎、三胞胎，而且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这个很正常。”
除徐静蕾外，很多明星夫妻也选择了辅助生殖。
刘德华、朱丽倩就是试管婴儿成功生育的代表。据帮助他们成功产女的医生指出，当时已经43岁的朱丽倩，成功机会只有10%。
陈慧琳也曾在香港移植过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幸流产。后来她赶在40岁前，又通过试管移植成功产下一子。
涉嫌的张庭、林瑞阳夫妇经历最为励志。他们在2年内做了9次试管婴儿，张庭为此打了上千针排卵针，最终在39岁时生下大女儿，41岁又通过试管技术，生下小儿子。
此外，李嘉欣、黎姿、邓文迪、伊能静等不少名人也都采用过辅助生殖技术。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也已经走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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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人明星效应下，越来越多人接受并走上了辅助生殖之路。
“做试管的真的越来越多，你知道吗？我原来公司的一对拉拉，准备一人生一个。”余玲说。
于是，2020年下半年，杨麟夫妇踏上了准备试管移植的路途。
准备做试管后，余玲经常和自己的老乡季文文交流。后者比她大两岁，结婚9年，试管6年。在这段时间里，她取卵超过17次，3次怀孕但最终都没有留住。
季文文夫妻俩分处异地，她在河北某地做老师，老公在北京，平时聚少离多。
为了怀孕，季文文夫妻两人走遍了北京在辅助生殖方面有名的公立、私立医院。无论是试管的流程，还是注意事项，甚至于哪家医院的服务好坏和知名医生，季文文都了然于心。
余玲经常用季文文的经历鼓励自己。虽然对第一次做试管充满希望，但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因为医生告诉她，这个年龄第一次成功的概率只有30%。
通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试管婴儿流程在2个月左右，治疗周期在12-20天，而在此之前，患者要先进行相关体检，建档，由医生确定方案。
进入治疗后，首先用药物刺激卵巢，抽取合适的卵子，俗称取卵，之后择机完成受精。
随后，在培养液中完成胚胎的发育，形态稳定后用PGD/PGS进行诊断和筛查，筛选出优质健康囊胚。最后，用冷冻技术保存或直接移植，并进行妊娠化验，判断受孕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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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怀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季文文说。但第一步对很多人来说就很难。
2020年“十一”后不久，医院通知余玲要开始打促排卵针了。
这是她打过最疼的一种针，腹部两针，臀部一针。
虽然护士有过提醒，但疼痛程度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出来后她告诉杨麟，有个女孩当时就疼哭了。
这种针，余玲连打了10天。
每天一大早，她先去打针，然后再安排一天中其它的事情。她越来越佩服季文文，因为这个过程，季文文经历了17次，每次都是十天以上，每天从河北赶到北京，打完针后再回去上班。
后来，余玲又听说同期有一对江苏的夫妻，每天坐高铁来北京打针，然后当天再赶回去。2021年时，北京的疫情防控已经很严，但来自外地的患者并不鲜见。
这也是我国辅助生殖方面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或者说辅助生殖产业仍相对落后所导致的。
从产业链的角度观察，辅助生殖赛道的上游，包括促排卵等辅助生殖常用药物及医疗器械；中游方面，主要为互联网+辅助生殖服务企业；下游则是服务于终端客户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包括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根据国内辅助生殖第一股锦欣生殖的招股书披露，截至2016年底，我国拥有许可的辅助生殖机构共451家，其中拥有IVF牌照的机构327家。
到了2020年，辅助生殖机构达到536家，其中拥有IVF牌照的机构共411家。
四年时间，相关机构增长的速度并不乐观，稀缺的供给状况改观不大。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我国对辅助生殖领域的管控较为严格，准入门槛很高。这并不利于提升我国的辅助生殖渗透率，但对已拥有牌照的机构来说，却可以获得先发优势。
稀缺的供给资源背后，往往就是更高的价格。
在余玲在医院奔波打针时，杨麟要做的，除了每天吃提高精子质量的营养药物，就是努力赚钱。余玲已辞了工作，如果有了孩子，一家三口靠他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并不轻松。
2022年2月，北京市出台了《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16项辅助生殖项目被纳入医保。
虽然这项政策后来被“暂缓执行”，但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针对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多个提案都建议，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覆盖范围，降低相关就医费用，推动辅助生殖渗透率持续提升。
政策落实会有一个过程。
高昂的费用，也是让很多家庭对辅助生殖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目前，由于费用太高，辅助生殖并未被纳入医保，而最便宜的一代试管，每个周期在公立医院，也要3万元左右。如果是有家族遗传病史情况的三代试管，每个周期最少要10万以上。
打了10天促排卵针后，余玲检查出11个卵泡。医生认为数量和质量都还可以，就安排她打夜针，两天后一早到医院做取卵手术。
那天他们一大早赶到医院，余玲住进病房等待手术。病房外的走廊两侧，或蹲或站，都是着急等待的男人。
余玲的手术安排在十点多，只用了半个小时。医生说成功取出4个卵泡，后面要培育胚胎，让他们回家等结果。
如果受精的胚胎发育较好，女性身体条件允许，一般三天就做鲜胚移植。如果条件不理想，就会继续培育成囊胚，或者进行冷冻，等待身体条件允许再进行移植。
在辅助生殖的整个周期中，培育胚胎是最有技术含量，也是收费最高的一环。
第二天，医院通知他们配成了两个胚胎，让余玲隔天去医院做鲜胚移植。
季文文告诉余玲，移植手术很简单。所以，她没有让杨麟跟着，一个人做完移植就回家了。
但是，在回家之后等待妊娠化验的几天里，余玲越来越紧张，甚至影响到了睡眠。
事实上，在辅助生育中，有大量患者都会出现失眠、焦虑的情况。面临多重压力的她们，不仅需要辅助生殖技术，还需要心理疏导。
在经历过无比忐忑的一周后，余玲和杨麟的第一次移植还是以失败告终。
和她同期移植的七位病友中，有年近五十失独的大姐，也有年龄相仿的80后，都没有成功，只有两个90后做成了。
此后一直到2022年夏天，余玲都在锻炼和调理身体，为下一次做准备。
余玲努力准备时，杨麟妈妈则告诉他，老家表舅的二儿子也准备做试管，就在市里做，鼓励他们再尝试一次。
也是在2022年，季文文踏上了自己第18次试管移植之路，在一家私立医院成功怀孕，并且度过了危险期，正满怀信心的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2022年9月，余玲和杨麟来到季文文推荐的那家私立医院，重新开始建档、定方案、打针。相比公立医院，这里一代试管的价格要高出近3倍，接近10万，但服务质量也有了对应的提升。
取过一次卵后，培育出3个胚胎，医生认为成功概率不高，需要再取一次。于是，10月份他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周期。
11月上旬，余玲打了十几天针之后，医院通知可以第2次取卵了。
那天走到医院门口，杨麟突然发现被健康宝弹窗了，但手术不能等，只好让余玲自己先进去。他手忙脚乱的联系社区和12345，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在中午解除了弹窗。
让余玲一个人做手术，他心里很难受。
这次余玲只取到4个卵泡，但配成了3个，还算理想。医生让她好好保养身体，恢复一两个月再做移植。
在此期间，“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出现在重要会议报告中。
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仅为7.0%，美国则超过30.2%。
最近几年，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我国正逐步放开对辅助生殖领域的管控，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性文件，开始为辅助生殖产业的发展创造环境。
这都为辅助生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据沙利文数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将超过850亿元，2021-202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5%。
也正是高度看好行业的发展前景，国内辅助生殖领军企业，目前已在中美两大市场建立起优势业务地位的锦欣生殖，2019年在港股上市后，市值一度突破500亿港币，并被顶级投资机构高瓴资本重仓加持。
辅助生殖的初衷，是帮助那些无法生育的夫妻与个人，但随着社会风俗的变化，它慢慢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比如加速改变中国人生育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它都会受到欢迎，并被需要。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希望生孩子的。”杨麟说。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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