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和贸易部门明显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作为本章分析对象的几个殖民地中，大都没有引入利用工厂和靠电力驱动的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这乍一看有些自相矛盾。
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20世纪非洲发展的关键特征恰恰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资本主义与一个孱弱的生产者资本主义之间的分裂。这一分裂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但它更容易解释为什么欧洲主要贸易公司和政府没有投资制造业，而难以很好地解释涉及移民殖民地和殖民后期或后殖民时期发展工业基础的问题。
欧洲大型贸易企业在非洲的成功源自它们获得资本来源的能力可以和它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高级技术兼容，但这种优势变为决定性的直接条件常常是市场不稳定和其他风险。经过了20世纪早期商业发展波动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变得更为谨慎，而不是更有冒险精神。
特别是它们基本没有从进出口流动投资－在好时节是很快便可以周转的营运资本，而在不景气的时候则可充当债务清偿手段－转向制造业工厂这类固定资产的动机。此外，将非洲与欧洲宗主国相连的交通设施的持续优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现有的欧洲制造业中心和分散在热带各地的原材料生产区域之间运输成本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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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洲任何一个地区对制成品需求水平的提升并不能证明其制造业得到了发展。最后，欧洲殖民政府将它们自己视为受益于现有贸易机制的宗主国在非洲的代表。我们有清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态度在一些情况下反映在了阻碍当地工业化努力的实际政策中。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工业化的尝试并不存在，而殖民政权的主要缺点则是未能积极推动当地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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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败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即另一种因素及其功能的缺失。这一因素指的是来自当地或移民商人和工匠阶层的压力，他们的利益与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是一致的。缺乏这种压力的原因并不是非洲殖民经济规模较小的部门中的商人和工匠群体缺少制造业企业，更好的解释是这种企业与本应和它们竞争的主流部门之间出现了结构性障碍。
从非裔和地中海东部－亚裔商人群体中产生的当地制造商确实提供了一些进口商品的现代替代品，比如瓶装饮料、肥皂和香烟。消费者对这些物品需求较强，与售价相比该类产品的运费也较高，并且其中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当地材料。在一些例子中，诸如联合利华等国际企业也被劝诱来到需求旺盛的非洲殖民地市场开办工厂，比如尼日利亚。这么做的目的是维持其在当地销售市场的地位，但这类事业的影响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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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非洲手工业者被迫改变他们的生产体系以适应新情况。一方面，进口商品易得的现状基本上占据了低廉纺织品和当地熔炼的铁等基本商品的市场空间。同时，进口商品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中间商品，比如成纱、化学染料、废金属和橡胶等，非洲工匠可以用以满足当地的特殊需求。
此外，殖民地经济的增长提升了需求和购买力，即便这一新兴市场的大多数份额都被进口商品占据，但当地工匠仍有受益空间。因此，非洲手工业者们与国际进出口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相互竞争。他们的适应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有些类似于本土穆斯林商人，在一些相对独立于欧洲和亚洲人贸易活动的行业中工作。
对于非洲手工业者而言，这种工作机会主要见于需要精湛技艺的领域，比如编织奢华服饰和雕刻祭祀用品。非洲人口总体收入的增加扩大了这类商品的市场，他们甚至在游客和欧美为自己家中或博物馆添置“异域”工艺品感兴趣的人那里得到了某些外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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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适用的范围更广，但自主性稍差，主要见于城市或乡村的“非正式部门”中。在那里许多手工业者赖以为生的职业是维修一些不那么“粗笨”的欧洲进口商品，诸如汽车、卡车、自行车和农具等，或者利用这些进口商品的组成部分或零件制造自己的商品，尤其是金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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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开始后这一部门开始大规模扩张，但其结构特点在独立运动发生很久以前就显露无疑。如同前殖民时期的支和纺织品一样，围绕着进口商品和进口材料发展的产业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和独创性，但它最终只能与国际进出口或“正式”部门形成依附性联系。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应用于现代机械化工业产品，但生产出的产品却不能替代复杂的进口商品以及自己生产所需的零件。
殖民政府自己没有压制也没有推动一个相当弱势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但它在交换关系的管理上显示出了很强的兴趣。这类干预形式多种多样，意味最浓的要数对市场的管控。但最普遍的方式是发行一种单一的政府批准的货币，特别是在殖民时期早期。货币化的发展早在殖民时期前就在非洲市场上出现了，所以这些都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自发进程的一个阶段。
但我们需要着重理解的是殖民时期货币政策的特殊动机和方法，以及它们在区域经济的不同环境中造成的影响。非洲最早的货币形式－其中很多一直延续到了殖民时期－由具有价值贮藏、交换介质和记账单位等功能的多种消费品构成，包括家畜、盐块、金属条、珠宝或工具、棉花、棕榈纤维制品或树皮布以及贝壳。
这类货币对非洲人而言仍然有潜在的商品价值，但也可以作为欧洲人的返回补偿，这也减轻了欧洲人进入非洲贸易的难度。这类货币的价值相对稳定，尽管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行的货币有时会对它们造成一些影响。殖民地政府建立后最初的数十年中，它们都用政府发行新式硬币和纸币替代了原有货币，这些新货币以固定比率和宗主国货币体系挂钩。
这么做与当时对货币的正统观点相一致：主要的世界货币与黄金稳定挂钩，并试图限制银币的流通，因为他们担心银币一旦流出殖民地，会造成当地的滞胀和宗主国的通货膨胀。殖民地内部的普适货币标准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税收和公共开支的支付。最后，政府以及其指定的发行银行也可以从新货币的铸造中获利，即官方价值和相对较低的货币铸造成本之间的差异。
非洲经济体货币改革的影响是复杂的，尽管每个殖民体系从中心向边缘传导的结果是原本优势与劣势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并开始向负面的方向发展。在最严格的情况下管控货币的宗主国政府会限制在非洲流通的货币数量，甚至会强迫区域金库维持大量的储备基金。
因此，政府融资和私营部门的发展在非洲是被限制的，尽管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个更为开放的货币制度中，许多本地产生的资本会给非洲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稳健的币制。在尼日利亚沿海等已有的主要贸易中心，使用前殖民时期货币的非洲人会遇到一些不便的情况，这类货币在许多当地交易中仍然可用，政府在货币的赎回上也犹豫不决。这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货币囤积和投机行为。
然而，长远来看货币的稳定总体而言是有利的，甚至扩大了小企业家的市场通路。讽刺的是，困难最大的区域是之前殖民官员期望产生更多正面影响的农村腹地。在种种估算中财政问题是首要的，因为这些区域的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直接的税收。但当时的想法是现金支付会让出口商品的采集者和种植者更多地掌控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而不用在当地主要产品采购的“企业内部商店”那里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换取消费品。
当时的直接现实和后来的长期影响往往是差异很大的。在早期以及后来出口价格下降的时期，现金收入在满足了纳税义务之后便所剩不多了。此外，用官方货币支付的需求可能会使情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当生产的初始收入的货币形式是纸币或基础金属硬币时，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在非洲的价值随着宗主国的货币贬值而大幅度下降。
消息灵通且与银行关系紧密的商人和管理人员能够利用农民的无知和经验丰富的内陆群体对银币的偏好，从当地收入中再挤出一部分油水。在许多农村地区，流通的钱币很少，大多数都被囤积起来用于缴税和在其他特殊或紧急情况下使用。这类行为的本质与传统临时盈余投资相反，是低效的。
结语
非洲人自己也通过谚语格言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比如“先令无法繁殖”这样的话。市场中心范围以外货币化和税收的实施很有可能加速了市场经济的扩张，但这个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国家的强权干预和农民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而这也在未来热带非洲的经济发展中留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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