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芯片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经过这几天的舆论轰炸，一个街头小儿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诉你，为了产业供应安全，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中国走上高端产业链，赚取高附加值。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没有问题吗？
虚假的恐慌
这一次中兴事件，很多人说，芯片上被“卡脖子”，产业不安全。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一次事件证明了商业芯片的供应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国不明白中兴事件背后的复杂性、性吗？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只制裁中兴，没有涉及其他厂商。这是因为美国在短期内全面断供芯片，不光是对美国经济，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在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当下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看做一个生态的话，那么，在这个生态中，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力量庞大，但食物链底层的植物、细菌，没有它们，这样的生态也会立刻遭到灭顶之灾。
声音 | 经济观察报：嘉楠科技成功上市，业界对于AI芯片的声音并不乐观:经济观察报刊文称，在去年选择从矿机到AI芯片领域掘金的嘉楠科技，成功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虽然现在嘉楠科技的AI芯片处于量产出货状态，但业界对于AI芯片的声音却并不特别乐观，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称，从矿机芯片到AI芯片，在设计基础方面会有一些相似点，但发展下去也并非易事，独立IT分析师唐欣表示，AI芯片看重的是具体应用场景下的AI，这些都跟挖矿差别较大。[2019/11/22]
实际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围从国家缩小到公司甚至个人，一方面，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制裁可以精准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这不正是所谓的“我就喜欢你看不惯，还必须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吗？
所以，比较优势导向下的国际分工相互绑定，提供了一种稳定机制。所谓卡脖子、芯片封锁中国、中国产业安全受威胁、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一开始，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误会某种程度上被煽风点火，利用了。
长期上看，国际分工为资本带来了更多利润，这驱动了全球化，形成生态依赖。特朗普也只是想苹果回美国建厂，也没想过违背资本意愿，把整个手机生产体系都搬回美国。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目的的封锁芯片，以毁掉中国手机、电子产业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动态 | 嘉楠科技CEO：年底推第二代AI芯片K510，算力将是一代芯片的5-10倍:在上海世博中心上海世博展览馆召开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为AI引擎“芯”的未来峰会上，嘉楠科技CEO张楠赓表示，除了勘智K210边缘侧AI芯产品之外，将在今年年底推出第二代芯片K510，该芯片算力将是一代芯片的5-10倍，未来会保持一年更新一代的频率，在明年年底区分高低端产品线。在商业模式方面，张楠赓认为：“不能只盯着硬件唯一的商业模式，深耕AI必须去拓展不同的商业模式。嘉楠科技不仅仅是一家卖芯片的公司，还需要开放合作。”张楠赓透露了公司明年的计划，计划以合作的姿态筹备进军新零售领域，今年打基础，明天上业务，芯片和算法自己做，云部署和开超市交给更专业的人。（网易智能）[2019/9/1]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与长期，从产业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国防用途的芯片，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大部分的军用电子元器件自给率已经接近80%。而对民用消费来说，即便现在正在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也能买到苹果手机与电脑。
金色晨讯 | 墨西哥新金融技术法将限制加密货币交易 SBI控股宣布成立SBI挖矿芯片公司:1.Ripple或发起动议驳回针对其的集体诉讼。
2.瑞士联邦委员会启动区块链法律磋商。
3.IBM区块链副总裁Jesse Lund：World Wire基于SWIFT开发的标准。
4.国际清算银行总裁警告各国央行不要发行数字货币。
5.Mt Gox债权人提案草案：大规模出售可能会让比特币分叉币下跌。
6.墨西哥新金融技术法将限制加密货币交易。
7.肖磊：IEO的本质是发行有价证券 需要严格的监管体系监管。
8.全国跨境业务区块链平台试点3月22日已正式开启。
9.SBI控股宣布成立SBI挖矿芯片公司。[2019/3/23]
当然，长期不能仅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每年芯片进口达2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产业链高端走，到国际市场上去赚钱。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短期内赶超，却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声音 | 嘉楠耘智陈峰：已将5nm芯片提上日程:据《财经》消息，嘉楠耘智市场总监陈峰表示，下阶段比特币矿业每一家在竞争中活下来的矿机生产商都会研发7nm芯片矿机，同时5nm芯片已被提上嘉楠耘智的研发日程。此外，他提到，今年总体收入却普遍比去年有较大提高，在新增需求量中，海外市场成为提供大量需求的新来源，最热的地区包括北美和东南亚。今年海外市场将会成为其关注的重点。[2018/10/24]
政府能做好风投吗？
从赚钱角度，市场自然会选择最佳的途径和时机。芯片不是不计成本的国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产，面对竞争的市场行为，这就需要整个产业链的积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评当年下马“运十”，并以现在的大飞机为反证的例子，殊不知，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制造业已今非昔比。
就在这几天，倪光南院士当年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的梁宁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结论是，政府机构太害怕失败，所以无法搞出芯片。她给出的办法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首个完整量子芯片架构亮相 一旦量子计算成熟区块链网络或将处于危险当中: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揭示了一个解决量子计算科学家面临的稳定性问题的架构结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员表示，量子计算理论上可以用于破解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机制，把整个网络暴露在危险当中。然而，目前距离量子计算被开发出来还遥不可及，开发人员有足够时间来给区块链技术打补丁，应对未来量子计算带来的风险。[2017/12/17]
然而，市场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失败堆积出来的，但本质上，绝不是源于“允许”失败，恰好相反，是每一个人竭尽全力避免失败，但为了赚钱又不得不去尝试，承担失败的风险。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害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官员。
一家风投，当然会遭遇失败，但绝对不会到市场上随意去投两家，而要做尽调、访谈、市场分析、行业研究等等。因为要对股东的钱负责，对自己的钱负责。这种负责会落实在具体的激励机制上，甚至要求决策人跟投。
如果官员做起了风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风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风投的激励机制，与此同时，也需要切断权力来源，以免官员用权力来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虚假繁荣。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官员吗？
采取官办风投，允许失败，只会产生大面积的注定的失败。以新能源车补贴为例，93家汽车企业有72家均涉补，金额高达92.7亿元，这么大规模长期的取补贴，最后，居然无一刑事责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败的特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的本质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获得国际市场的前提是什么？
中国进口的芯片，大多数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来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产能，搞自己的芯片赚钱，也是基于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过，获得这个市场有很多国际通行的前提条件。
比如市场原则；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互相依赖；比如遵循约定；那么，当中国以非市场的方式，全力投资芯片，把产业链全都集中在国内，在当下国际贸易紧张的氛围下，反而会引发反弹，导致国际市场缩小。在最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全面对抗，那么，芯片断供与国际市场关闭，对中国的影响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自主芯片赚钱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
这一次中兴被制裁，中国没有打算报复苹果，正是因为苹果的供应链、苹果软件开发者、苹果云都在国内。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手机生产体系，全是自主化的，这样的手机，最容易成为狙击的目标，只能在国内销售。
在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层的条件。中国的芯片产业，存在客观的制度障碍。撇开商业试错、在几十年形成的生态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的困难不谈，最简单的一个理由，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软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吗？这些问题美国当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国的信息产业，不管软硬，走出去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前提条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对此的种种不满，明面上指向美国，实际上指的是世界。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所以，巨额补贴不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场化方式招致反弹，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去国际上赚钱，反而会帮倒忙。
情怀与补贴
热烈的舆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内人士，这中间，有真诚的情怀。科学家、理工科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这种情怀。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涉及到的资金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巨额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得理工科知识分子更加倾向国家主义，呼唤国家投资。
不过，还有很多情怀背后，是对补贴的贪婪。面对任何“为了国家利益”的话语，都要把国家这个词拆分为更多、更细、更具体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被国家二字所掩盖的事实与真相。国家去高端产业赚钱，这句话并不精确，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芯片行业、行业精英赚到更多的钱，而老百姓为此做前期的风险投资。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家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基于财政预算的，则会显示出家国情怀，甚至通过公关定位，给自己加上意识形态色彩。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无论哪种情怀都忽略了出钱的主体：老百姓。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热血沸腾的情怀，在现代意义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任何决策，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代价。国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国家要投资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块的税，或者少200块的医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钱的地方却不只这一项，教育、医疗、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旧房改造。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Jucunda给NASA的Ernst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来被命名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释。
一艘火星飞船能让多少孩子吃饱，一块芯片能救多少个白血病孩子，这样的问题，应该问，必须问。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能遏制国家主义、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怀。然而，一个美国人能为自己国家的预算向一个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释，但现在，情怀似乎要压倒一切。
这种情绪化的舆论推动的公共预算，并不是国家之福。少数人喊出的国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压倒科学、审慎的多方讨论与权衡。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虚夸大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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