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号21：00，BlockManiaAMA直播第47期继续进行，BlockMania致力于将区块链行业最深度的认知和思考带给行业与公众，欢迎其他社区跟我们合作，一起打造思想的连接器和放大器。本期主题为「激进市场与慈善」，分享嘉宾为《激进市场》中文译者胡雨青。以下为本次AMA全程回顾今天晚上，我们想要深入探讨的是一种新的机制。我是胡雨青，毕业于杜克大学经济系，原就职于世界银行，它是一家国际扶贫慈善机构。最近因为翻译GlenWeyl和EricPosner的《激进市场》而加入了RadicalxChange.org并了解了区块链。这几天武汉发生非典型冠状病肺炎疫情，看到大家纷纷捐款，让我想起了我之前所在的机构所做的工作。所以今晚就想借着这个事件，和大家一起讨论激进市场和慈善的关系，以及我最近学的应用于区块链的二次融资方法QuadraticFunding(QF)能如何有效地改善当下的公共事业。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大的框架，商业到底是不是最大的慈善？我知道这是目前很多人都认同的观点，但在今天的新技术新环境下，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一步的审视。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老师早年也写过一篇文章《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这篇文章的论点有对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薛老师讲到我们世界银行的扶贫效率低下的问题，这的确让我对它的效率低下问题做了些反思。与之对比的，是薛老师提到《哈利波特》在英美上市仅一天就卖出900万册的高效率事件，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天猫在双11成交额达2700亿。那么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庞大的数字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真的做到了最大的慈善呢？我只能说，商业让交易的买方和卖方都受益，而且它正向的成果也为做慈善创造了更大的潜在空间，从这个层面理解，「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这句话是对的。但商业不等同于慈善，因为性质不同。商业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但在当今这个情况下，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世行和其他慈善组织和机构了。理由很简单。大家只要仔细地审视一下薛老师文章中的两个案例所对应的不同群体就能得出结论。首先，第一个案例里，世界银行帮助的群体是没有劳动能力，在对抗着疟疾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和妇女，他们无法从事商业活动。这就好比这几天在武汉的那些感染了非典型肺炎又支付不起高昂医疗费的低收入患者。而在双11那天成交的2700个亿，这其中的利润最终是到了谁的手里呢？这些钱最初流向了淘宝店的经营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之前深陷贫困，正是因为电商平台的崛起和发展使他们脱离了贫困。这些钱也会有一部分通过人们的亲情和善心、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引导，流向那些无力做商业化付出，而又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比如全职读书的学生，比如老弱病残者。如果只有商业，而没有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那么那些无法参与商业、而又需要生存的群体得到的帮助是远远不够的。这其中的原因我会在第二部分细讲。但商业和慈善有其不同的本质。商业的本质是交换与合作，它发生在价值匹配的个体或群体之间，而且所有参与者自愿且有能力这样做。由于社会群体的异质性，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是无法参与商业活动的，市场触及不到的群体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对象。那么，什么才是最大的慈善呢？我的定义是，如果有一种机制或市场设计能够尽可能地激发人性的善而非人性的恶，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那就算是最大的慈善。这种设计可以是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可以是一个区域的市场规划，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可以是带有货币流动的双方交易或单方补助，也可以是不带金钱的博弈或运筹。现在我将要进入我们比较重要的第二个部分了，大家目前有什么问题吗？好，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点。刚刚说过，之所以政府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存在，就是为了弥补纯市场功能的不足，它存在的一个功能之一是为了做慈善。那么当前的市场既然有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够有一种更好的设计呢？《激进市场》给了我们一个潜在的答案。这是书英文版的地址：http://radicalmarkets.com/这个RadicalxChange中文社区的公共号，对书的内容有所介绍：首先这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当今世界的一系列新挑战——尽管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有所增长，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而且社会与的分歧与分裂也日趋严重——曾经让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变革迫在眉睫，但眼下比中央计划经济更好的替代品又还没有出现。然而，有幸的是，今天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悄悄地重新定义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
观点：Cardano是GitHub活跃度最高的加密项目:金色财经消息，加密分析公司Santiment发推称，根据其对代码推送、问题交互等因素的分析，Cardano是加密行业GitHub开发活跃度最高的资产，超越FLOW、DOT、KSM、ETH。[2022/7/28 2:43:56]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的制度设计变得可行，包括慈善事业也是可以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助力下，得以突破制度藩篱而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慈善事业非常相关的是书第二章提到的二次方投票法。这在《激进市场》上一次分享会中，小岛也做了相关的分享。QV让选民付出的平方根能够兑换成投票的积分，从而更有效地影响对他们最重要的问题，这就克服了「一人一票」制度下的「多数人的暴政」等问题。在QV下，一个人对一件事如果特别在意可以考虑把更多的发言权积分花在上面，但要付出二次方的代价。
由于一票之差使投票成本可能相差很大，QV的一个好处是防止贿选。另一个好处是鼓励少数派投票。关于QV的一系列论文，大家可以去GlenWeyl主页上看：http://glenweyl.com/research/
观点：幸存者偏差导致加密生态系统失衡:10月9日消息，幸存者偏差指的是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此资讯可能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未幸存者已无法发声。 人们只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在2016-2017年的加密初创公司时代，许多公司推出了承诺以区块链为动力的产品，包括区块链社交网络、通讯、物流、法律技术、电子商务技术等，大多数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很普遍，包括产品市场不匹配或缺乏对产品的网络效应驱动。而早期区块链产品时代的赢家大多是金融产品，这导致加密货币中的金融产品占主导地位。区块链对金融经济的关注过多，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密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实体经济。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加密货币必须发展成为一个高效的市场，人们可以轻松地使用加密货币购买服务和产品；也就是说，需将其用作各种易于使用和直观的产品和服务的支付媒介，而不仅仅是用于金融投机。（Cointelegraph）[2021/10/9 20:16:47]
观点：每一轮比特币的快速上涨都与市场快速扩容相关:从投资角度来看，以比特币为例，每一轮比特币的快速上涨都与市场的快速扩容相关，而与“总量恒定”、“四年减半”之类的概念关系不大。最后这波扩容的范围最大，因此比特币网络的价值增量也最大，据不完全统计，持有比特币的个人账户数量已经接近5000万。我国参与比特币网络的时间比较晚，整体持有的比特币主要来自2011年之后的挖矿所得，占据了流通比特币的主流，然而总体持有量占比很低。我国监管态度明确，未来几乎不可能出现同等规模的扩容。西方市场饱和以后，币圈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动向，只有中国具备更大的接盘能力，然而我国一旦接盘就将是“最后一棒”。币圈投资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其中真正能创造便利和价值的部分，将来一定是由央行数字货币来承担。（新华财经）[2021/6/23 23:58:59]
QV的一个衍生是QuadraticFunding(QF)，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与慈善相关的市场设计。这个词来源自VitalikButerin，ZoeHitzig和GlenWeyl的一篇较新的论文：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作者的简要介绍：V神是大家熟悉的以太坊创始人，Zoe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在读博士生，Glen是《激进市场》作者，微软首席经济学家，也是RadicalxChange的创始人。
观点：超高净值人士可能很快对比特币产生兴趣:加密货币分析师Plan B认为，超高净值人士（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可能很快对比特币产生兴趣。他表示，目前有超过20万名超高净值人士，一旦他们对比特币感兴趣，不会只购买一两枚而是更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比特币的采用率和价格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使这些投资者中有10％转向比特币并决定购买一些，也会对比特币产生重大影响。（U.Today）[2020/5/20]
慈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行为。比如武汉非典型肺炎流行，好多人为武汉捐赠了口罩，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期按需分配，这就是一个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但公共物品由于存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会产生搭便车的现象和少数者需求无法充分表达的问题，最终导致它供应不足。再举此次武汉发生疫情的例子。这几天武汉事件轰动了全世界，但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此时此刻有一些少数人也许也需要同样的帮助，比如同样缺乏资金和卫生基础设施的偏远乡村，但由于他们是少数群体，所以他们发出需求的声音被淹没了，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和关注；一个更令人绝望的情况是他们知道自己即使说出需求，但因为人微言轻，仅凭一己之力，这需求几乎不会被看见和满足，于是他们干脆选择了沉默。由于公共物品的这些特点，如果有一个资金池比如慈善基金会可以点对点地把物资传达给需要帮助的人或项目上，就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但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配这些基金到不同项目上？作者提出的QF方法，它的目标是谋求公共物品给社会带来总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让资源在居民之间实现公平分配。这个也被作者称为「自由激进主义」。与之对应的是「自由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在自由个人主义里，每个人都有付出，为社会做直接贡献，而每个人又都希望自己的回报最大化。在这个情况下，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社会福利是无法达到最优的。「自由民主主义」是另一个极端，即通过民主投票的方法做出对所有人都产生效用的公共决策。基于QF的自由激进主义是在自由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折中。其实这与我们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有些类似的，现在大家都在经营社群。自由个人主义是以个人意志为主导，自由民主主义是以集体或国家意志为主导，而自由激进主义有点类似于以群体意志为主导和划分。再谈到前几天武汉疫情，不同的群体自动组团进行募捐，比如我们看到有区块链从业人员自己组织了一个区块链捐赠群，人工智能从业者有人工智能捐赠群，明星们也有明星们的捐赠群，等等。通过购买区块链平台发行的加密货币或者使用其他加密货币进行捐赠，通过区块链捐赠不但可以去除对善款被挪用的隐患、去除对慈善机构的猜忌，还扩大了捐赠渠道，对慈善公益的发展是一大帮助。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信息可追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四大优势。慈善公益项目相关的信息可以分布在区块链网络各个节点上，在链上我们对每一笔交易都可以查询和追溯。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所捐助的每一笔款项的对应接收人是谁、是如何使用的、一共发放了几次、救助效果如何等等。这样就杜绝了某一个组织或个人操控一个慈善公益项目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情况。这样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区块链以处理竞争性资源的方式来处理非竞争性的资源，人们可以摆脱对可信第三方的依赖，在数字世界中自由地交换数字货币、知识产权、股权甚至不动产所有权。现在我们简要地谈一谈第三个部分，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商业如何与慈善等公共事业相结合呢？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商业，还是在传统的金融世界里谈；说的慈善创新呢，是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传统金融如何与区块链融合的问题，是一个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区块链：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这本书说，传统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匹配效率、交易费用、规模经济、风险控制等问题决定了中介存在的必要性。目前在可预见的未来，金融不会完全去中心，而是多中心与弱中心。因此，区块链的到来不是说传统金融完全被革命、被颠覆，而是从垄断型、资源优势型的中心和强中介转化为开放式平台，成为服务导向式的多中心当中的差异化，从而使传统中介中心和新的中介中心获得共赢。区块链实现的是一种信任的转移，使人们在交易和合作过程中的信任对象由人和机构转移到区块链这个共识机器上。区块链是一种思想，是许多个开源项目的集合，也是无数头脑风暴的「总账」，技术会被淘汰，发明会过时，公司会倒闭，但分布式思想不会。
观点：比特币矿工可能开始退出，预计哈希率下降:数字资产管理公司Capriole Investments负责人Charles Edwards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图表，称当前的比特币价格水平对矿工来说变得无利可图。他解释说，目前开采比特币的电费成本高于一个比特币的价格。爱德华兹说，如果当前情况持续更长的时间，比特币矿工可能会开始关闭自己的设备并退出业务，算力可能出现下降。（U.Today）[202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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